刚刚,第一代民营大佬鲁冠球去世…

鲁冠球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被誉为“商界常青树” 。

10月25日消息,据新浪等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今日上午逝世,享年72岁。

 

资料显示,鲁冠球1945年出生于浙江,浙江萧山首富,现任万向集团董事长。1969年创办万向集团前身——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他把当时的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的OEM。

 

1969年7月,他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1990年1月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1985年被《半月谈》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1994年,集团核心企业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上市。

 

1991年万向产值已经过亿,当年5月,鲁冠球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轰动一时。2013年,鲁冠球登上中国富豪榜,以235亿身价排名第十四名。曾担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浙江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鲁冠球及其家族以650亿元时隔九年重回《2015胡润百富榜》,位列第十。2016年胡润百富榜发布,鲁冠球以550亿元财富位列第18名。2017年胡润百富榜,鲁冠球家族以491亿元财富,位列第37位。

起底万向帝国

来源:野马财经

在世人心中,“万向系”的名声似乎没有那么响亮,即使稍微了解它的人,更多看到的,也仅仅是其“中国最大汽车零部件”集团的标签。

 

殊不知,历经四十八年的发展,“万向系”不仅实现了对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高度整合,而且成功组建起一个包含汽车、新能源、农业、地产、金融诸多领域在内的庞大帝国。同时,鲁氏父子在资本运作方面亦毫不逊色,与德隆、格林柯尔、泛海、安邦以及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等旧豪新贵皆有过招,胜多败少。

迄今为止,“万向系”至少掌握了万向钱潮(000559.SZ)、承德露露(000848.SZ)、万向德农(600371.SH)、顺发恒业(000631.SZ)等4家上市公司控制权,并参股了华谊兄弟(300027.SZ)、广汽集团(601238.SH)、新和成(002001.SZ)等18家A股、港股公司;布局有颂大教育(430244.OC)、商安信(832754.OC)等14家新三板挂牌公司;金融方面,则取得了除券商之外的几乎所有金融牌照。

 

如今,“万向系”员工人数超过4万名,总营收破千亿,盈利超百亿,还拥有遍布亚、美、欧、非的庞大非上市产业集群。在2016年胡润富豪榜上,鲁冠球家族以550亿元排在汽车富豪榜首。

 

起兴于实业,同时又精通资本运作、金融腾挪;地地道道的家族公司,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运转效率;坐拥千亿上市公司资源,水面下的布局还要庞大得多…

 

一位曾供职于万向集团董事局的知情人士告诉媒体,万向集团能做的这么大,决定性因素就是两个:一是鲁冠球超越常人的勤奋,二是鲁冠球对企业战略布局和管理上的方法论。

他回忆说:“鲁冠球是个天赋很好,非常敏锐的人,但是一个天赋这么高的人,仍然坚持每天阅读、学习4、5万字的信息,在我在万向集团董事局那些年里从来没有见他停过一天。”

他还提及,鲁冠球在企业战略设计和管理上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万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既定的总体战略,而是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观察、思考、总结、学习再实践、再试错、再设定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又将战略拆分为大战略和子战略,大目标和子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狠抓执行力。”

那么,鲁冠球、鲁伟鼎父子一手打造的““万向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萧山的星星之火

“万向系”的诞生充满了时代的色彩。

 

1969年8月,我国“第一次全国建设县修造厂工作会议”召开,政府提出了“每个城镇都要有农机修理厂”的要求。而当时的鲁冠球,正热火朝天地经营着自己的小铁匠铺,属于少有的“制造业”人才,于是,其临阵受命,接管了经营平平的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

 

当时为了生存,除了生产万向节之外,厂子还生产过船钉、铁耙、犁刀、失蜡铸钢等五花八门的产品。鲁冠球艰难的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发展了起来。

 

1979左右,工厂门口已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等多块牌子,员工也达到了300多人。但是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工厂仅有的一点技术力量和资金非常分散。由于看到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起步,鲁冠球把当时已经年产值达到70万元的“多元化”产品调整掉,集中力量生产专业化汽车万向节,走上了“产品、产业专业化发展”道路。工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审时度势的鲁冠球,又开始从汽车万向节拓展到生产汽车传动轴、轿车减震器、轿车等速驱动轴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开始“汽车产业相关多元化”布局。

 

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工厂股权,从此开始了万向的市场化征程。

 

随后,鲁冠球开始进行“非相关多元化”发展尝试,进军地产、农业、金融等领域。而现在,万向帝国,基本上是依靠“并购、投资”相关领域公司实现对新产业的介入。

鲁伟鼎“整军”

如果说,用20余年的时间,鲁冠球完成了万向集团的原始积累,实现了从0到1的跨越,鲁伟鼎则带领企业迅速走上了资本扩张之路,画出了一个又一个“0”。

 

1994年,刚刚24岁的鲁伟鼎升任万向集团总裁,作为鲁冠球之子,初入集团之时,其名片上显示的是“伟鼎”,刻意隐藏过自己的身份。

 

鲁伟鼎挂帅的同年,集团旗下万向钱潮成功登陆A股,成为“万向系”第一家上市平台。

 

之后的数年,通联资本、万向三农、万向控股、万向财务等“万向系”等企业先后成立。而1980年加入万向的管大源,成为了“万向系”征战资本江湖的重要战将,在万向钱潮上市、入主承德露露、攻克民生人寿等诸多关键性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被委以重职,挂帅通联资本等多家“万向系”核心企业。

从这一系列排兵布阵中可以看出,鲁氏父子对资本运作有着极为清晰的思路。

 

万向集团、万向控股、万向三农三个核心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为整个““万向系””的最核心组成。其中,万向集团负责汽车零部件、新能源产业整合万向三农是以成为综合实力强的大农业品牌企业为目标万向控股负责在金融领域开疆拓土,1996年成立的万向租赁、1999年成立的万向期货(现通惠期货),当时都划归旗下。

万向财务则是资金调度的中枢,几乎统领着“万向系”所有公司资金的流进流出。

 

至于通联资本,更像““万向系””的一支奇兵,不仅名字中没有万向的色彩,而且2005年,更是将控制权转让给了管大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家公司在“万向系”的扩张路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民生人寿、浙商基金等资本恶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万向”出征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整军完毕后,“万向系”旋即展开了资本之战。

 

2000年,万向集团北上黑龙江,用不到6000万元从当地大股东手中拿下了还未上市的华冠科技(现万向德农600371.SH)23.75%的股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2002年,华冠科技上市,不久后,德隆系入主。身为二股东的万向集团被频频压制,眼睁睁看着华冠科技被“德隆系”掏空,但鲁氏父子隐忍不发,直到2004年,“德隆系”崩塌时轻松上位,将华冠科技收入囊中,继而更名万向德农,注入了旗下农业资产。

 

不得不说,在“万向系”的发展进程中,总能以“恰当”的姿态,迎接“翩然而在”的历史机遇。

 

21世纪初,“万向系”完成了核心内部资源的整合,正欲大举扩张之际,国企改制也轰轰烈烈的兴起了。

 

2004年,兰宝信息(现顺发恒业,000631.SZ)进行改制,同年9月,万向集团旗下公司受让了长春通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兰宝信息13.98%的股份,从而进人上市公司,又一次做二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第二大股东后,万向集团陆续取得了原兰宝信息子公司长春奥奇、长春得力的控制权。而这两家公司为兰宝信息的核心利润点,随后兰宝信息盈利下滑、披星戴帽,股价也坐上了过山车。

 

而在这一阶段,“万向系”所持有兰宝信息的股权却在逐步上升,成为第一大股东后,又将旗下地产业务注入,不久后,将之改名为顺发恒业。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万向系”在入主上市公司的过程中,总是保持着足够的耐心,伺机而动。常以二股东的身份蛰伏,在关键时期出手,完成“特洛伊木马”式的进攻,反客为主。

 

凭借如此高超的资本运作手法,“万向系”至少拥有顺发恒业(000631.SZ)、万向钱潮(000559.SZ)、承德露露(000848.SZ)、万向德农(600371.SH)等4家上市公司控制权,同时参股了华谊兄弟(300027.SZ)、广汽集团(601238.SH)、新和成(002001.SZ)等18家A股、港股企业

 

与此同时,“万向系”还通过旗下各个平台,通过直接、间接入股等方式,布局了颂大教育(430244.OC)、商安信(832754.OC)等14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并且,从这些企业主营业务可以看出,大都集中在农业、汽车、新能源领域,与“万向系”非上市公司集群高度吻合。

整固侧翼

“万向系”在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获取中,留下了许多教科书式案例,但失败,同样存在。

 

例如德隆系倒下,万向集团拿下华冠科技的同时,也曾试图一并吞下湘火炬,然而,却因为过于谨慎,以2亿元之差的报价,输给了潍柴动力。同样,万向花费三年之久谋划收购的襄阳轴承(000678.SZ)也是功亏一篑,最后被“格林柯尔系”接盘。

 

资本战场之上,资金对于企业,就像弹药对于军队一样重要,鲁氏父子对此心知肚明。因此,相较于夺取上市公司的徐徐图之,在金融领域却显得极富侵略性。

最经典的,莫过于与卢志强麾下的泛海集团打的那场“民生人寿争夺战”。

 

2002年,民生人寿保险创立。成立伊始,股东之间持股很接近,保险资金的低成本,使得各方都对民生人寿虎视眈眈,鲁冠球也曾直言,“金融保险业作为一个尚待开发并有着广阔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始终在万向的拓展视野之内。”

 

于是,面对志在必得的猎物,“万向系”选择了主动出击。

 

2006年5月,鲁氏父子通过对万向集团、万向财务等公司所持民生人寿的股权整合,以及对浙江航民所持股份的接手,“万向系”以占总股本的15.58%微弱领先于中国泛海的15.46%。不久后,李兆会率海鑫钢铁杀入,占总股本15.43%。打响股权争夺战,三大股东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僵局在2009年3月被打破,海鑫钢铁将部分股分转让给了通联资本,持股比例只剩下14%。2010年,泛海控股悉数转手全部民生人寿股份,万向集团手握近36%的股权,坐稳第一大股东之位。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商基金的争夺上,这一次的对手,是安邦。

 

2010年,万向参股浙商基金,那几年浙商基金连续亏损,核心投研出走,旗下共有4只基金,规模仅5亿元。2014年,由于盈利无望,原有的部分股东萌生退意。参与竞买的三家包括通联资本、民生通惠和安邦保险,前两家都同属“万向系”。最终通联资本以4.14亿元拿下浙商基金50%股本,比1.77亿元的起拍价高了一倍多。

 

此外,2004年,浙商银行(原浙江省商业银行)开业,注册资本15亿元,“万向控股”占总股本10.34%;2008年,万向控股和上海国际集团等机构共同出资设立“通联支付”。

 

对于新生的互联网金融,“万向系”也充满了兴趣。2017年,万向控股于上海成立了万向区块链股份有限公司。且据万向控股副董事长肖风透露,万向控股已经成立了一个5000万美元的VC基金专门用于投资区块链相关企业或项目。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投了23家创业公司,投资规模高达2000万美元资金。

在金融领域的高举高打,使得““万向系””金融版图的扩张也异常迅速。目前为止,除了券商,其已经拥有银行、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几乎全金融牌照。

 

而其实,“万向系”也曾谋求过券商牌照。

 

2002年6月,天和证券成立。2003年下半年,“万向系”即通过收购其股东浙江省工商信托(2007年改名万向信托)股权的方式,间接掌控了天和证券。还派出了管大源进入天和证券,担任总经理。

 

2005年初,“万向系”进一步拿下了天和证券第三大股东持有的1598.1万股,控制地位进一步巩固。

 

然而就在这时,后院却突然起火。

 

同年,天和证券曝出“代客理财亏损6亿”事件;次年,又曝出“异账户国债回购”问题被证监会处罚。巨额的亏损加上频频违规,使得天和证券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被财通证券吸收合并,万向集团等老股东,以零价格转让了股权。

 

在金融领域的狂飙突进,固然带给了“万向系”筑起了看似强大的侧翼,但如果管理不当,也会放大风险。

走出国门

前述曾供职于万向集团董事局的知情人士提及,鲁冠球的布局非常超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鲁就制定了“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的工作方针

 

1994年,万向美国在芝加哥成立。基于此平台,“万向系”以“股权换市场、参股换市场、设备换市场、市场换市场、让利换市场”等多种形式,成功收购了英国AS公司、美国舍勒公司、ID公司、LT公司、QAI公司和UAI公司等多家海外公司。

 

除此之外,万向集团先后在美、英、德、加拿大等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数十家公司,构建了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甚至将每年的8月12日定为“万向日”。

 

在全球进行汽车产业整合的时候,“万向系”金融的版图也延伸到了海外。

 

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拿下美国霍顿保险控制权;2003年,万向美国公司创建了“万向制造基金”,邀请当地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成为股东,融资方式包括贷款、发行债券、债权抵押等。同时,万向美国公司还与花旗、美林等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

 

而近年,“万向系”在海外的一系列并购、投资,更是堪称大手笔。

 

2010年,万向集团与美国Ener1公司合资,在杭州建立全自动化电芯及电池生产基地;2012年,万向集团以2.566亿美元价格收购了美国最大新能源电池制造商A123公司;2014年,收购美国菲斯科,并成立超豪华电动车Karma公司。

 

菲斯科曾与特斯拉不相上下,但因经营不善最终破产。为了将之收入囊中,万向美国与竞争者进行了19轮竞价,最后以区区10万美元取胜,而对手,是亚洲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鲁冠球的“造车梦”。

 

“我这一代成功不了,我儿子也要继续;儿子成功不了,我孙子继续”;

 

关于造车,“万向系”掌门人鲁冠球喊出过诸多豪言壮语,而他在汽车领域的探索更是国内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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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于2009年方才出台,但至少在政策十年前,“万向系”就已经开始了相关领域的布局探索。与近几年很多企业匆忙上马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相比,鲁冠球的眼光不可谓不长远,准备不可谓不充分。

 

2016年,“万向系”还曾宣布,今后5-7年间,计划投资2000亿元,建设面积为8.42平方公里的万向创新聚能城,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据着重要的份额。

 

从技术来看,整车制造一直是万向的薄弱之处,虽然在2012年就开始试运行一些客车,但在运行一年多后发现,这批车型包括电池续航以及整车的涉水性等问题大面积暴露。

 

从市场来看,万向在收购Karma后,在模式上采用与美国特斯拉十分相似方式——从高端豪华车做起,再逐渐向低端渗透。但菲斯克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低于特斯拉。

 

而且,媒体向万向集团内部人士了解,在收购完成后没多久,Karma原有的主要技术团队成员几乎悉数离开。这给鲁冠球的“造车梦”平添了许多波折。

家族企业启示录

“万向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

 

鲁伟鼎的地位及其与鲁冠球的关系自然不必赘述。其实,除鲁伟鼎外,鲁冠球膝下还有3个女儿,分别被派到北京、上海、美国3地,跟各自丈夫一道独当一面,负责万向在当地的业务。

 

例如鲁冠球的小女婿、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倪频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据称本科、研究生阶段皆是所在院系的学生会主席。1989年,倪频到万向挂职锻炼时被鲁冠球看中。此后倪频到美国留学,鲁冠球就将拓展美国市场的重任交予倪频。万向美国公司成立后,倪频以总裁身份完成30多个海外并购,包括收购菲斯克,都是其手笔。

 

上述万向集团前董事局人士称,管大源在“万向系”的地位也更近于亲友,而非简单的员工、商业合作伙伴。

众所周知,家族企业有着诸多弊端,例如权责不明、例如利益分配。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兆全律师告诉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我国大多数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分离,企业决策程序按家族程序进行,权利高度集权化,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也在于如何规避上述问题。

但令人惊奇的是,鲁冠球的家族、企业核心高层,从未有任何不合传闻或者利益纷争流传在市场上。

其中,固然有万向财务等防火墙建立的功劳,不过更多地,或许还与这个家族的性格息息相关。

 

熟悉“万向系”的人基本都知道一个典故,“万向系”参股的一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有一次坐飞机时,旁边正好是鲁伟鼎,于是,他就和鲁说,“陆家嘴的万向大厦快建好了,也需要与其身份匹配的金融机构进驻聚集人气,不如免费给我们一层”,没想到鲁伟鼎很爽快就答应了。

 

“不计较小利,颇有乃父风范”上述万向集团前董事局人士评价。

 

杨兆全提到,于家庭企业来说,对企业经理阶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使企业的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之间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不断地优化配置,重视员工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才能放大企业的格局。

 

如此看来,倘若能够不计小利、做好激励,那么,家族企业“父子上阵、兄弟齐心”的优势,自然会被最大化,只是在百亿、千亿乃至更多的财富面前,万向能做到目前的局面,与鲁冠球本人的权威不无关系。

 

在“万向系”,鲁冠球一直以其人格魅力及强势作风,缔造出一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威。

 

集团内部有一本人尽皆知的小册子——《鲁冠球讲话汇编(1999-2016)》。这本册子收录了1999年以来鲁冠球在集团创立大会、建党纪念日和万向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包括万向财务、万向钱潮在内的各家公司,都会反复组织学习。万向财务董事长傅志芳还建议员工将它作为“床头书”。

 

出生于1945年1月17日的鲁冠球,是一个典型的摩羯男——勤奋、谨慎。

 

“万向集团”在鲁冠球的执掌之下,已经平安行驶了48年。如今,“万向集团”迎来了鲁伟鼎时代,在父亲的余荫之下,一切危机似乎都尽在掌控之中,只是,未来呢?毕竟,鲁冠球今年已经73岁高龄了。

 

最近一年时间,“万向系”旗下公司相继对海利得、中色股份等公司进行了减持,并在9月18日,又给出了拟大幅减持航民股份的消息。

 

一位熟悉万向集团的浙江券商人士就指出,随着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接过父辈旗帜,“万向系”对外投资战略也在改变,或是其近期一系列减持的原因之一

 

前述知情人士则表示,目前阶段,万向在汽车、清洁能源等方面,有着不少投入,不过,其同时指出,与起家于实业的鲁冠球不同,鲁伟鼎更致力于将“万向系”打造成一个金控集团。

 

并且,鲁伟鼎又将如何处理与倪频等人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无论是鲁冠球整车梦的瓜熟蒂落,还是鲁伟鼎全面接班的调向转舵,动作频繁的万向系,无疑正处在自身发展的关键节点。

 

作为中国企业界稳步发展48年的长青树,“万向系”未来到底会向何处去?

 

以下为鲁冠球生前口述,原刊载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9月,采访并整理:刘涛。

 

1961年,我在萧山县城做锻工已经3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块钱加到了36块5。这个钱拿了两个多月,我就被精简了,现在叫下岗。由于自然灾害,农村里吃树皮,吃草根。城市里精简工人2000多万。那些最先被精简的对象,一是工作年份短的,二是从农村来的。于是我回到了家乡――距萧山县不到2公里的金一村童家塘。

 

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别人说我是农民,其实我没种过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后来看到家家吃大麦、小麦都要剥外面的壳,我就联合几个人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虽然我们是农村加工服务社的社员,但个体经济那时很不好搞,我们的工厂要用电,但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我们厂换了七个地方。粮食加工做不好,我又去修自行车,修车做不下去,我去给农民做爆米花用的设备。

 

以前这里躲,那里躲,还可以偷偷做。1967年“文革”一来,全都封掉了。我们厂戴上了“红帽子”,挂上了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资产全部上交。当时我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块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不能申辩,否则批评你搞资本主义。但归公后,我们做的东西比以前更多了,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邻居夏老伯告诉我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夏老伯在萧山县城工作,对我说,你不如到县里来做这个。我马上打了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从金一村搬到了萧山县,名字改成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我已经有了4000多块钱。

在那样的年代搞企业,最难的有两件事。一是什么东西都缺,资源极度匮乏。搬到萧山县城后,我们开始为城里的汽车厂生产零部件,为农民生产镰刀、锄头。但工具奇缺,电焊条、锯条、钻头都很难买到,原材料也非常难找。钢材有的是到走街串巷收废品的货郎担家里去买;有的是经县里批准,到废品收购站批发几百斤废钢,我们叫“废铁堆里选宝贝”。煤到杭州货车站附近去捡从车上洒下来的煤块、煤渣,叫“挑二煤”。但正因为是短缺经济,只要你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有人要,不是质量好与差的问题,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第二件难事是我们这种企业要到处求人,而且受人歧视。那时候,乡镇企业叫五毒俱全。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有的人瞧不起你,有的人是怕你,不敢和你接触。这样你怎么办事?你想进政府的门,进不去。你想到北京办事,买机票要开省级证明。坐火车想买卧铺票,根本不可能。还有一次,我带20多个人到兰州参加汽车零件交易会。路上因为座位和另一帮人争执起来。乘警来了,把我叫了去。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不是党员,就是坏人。我一直被扣到兰州。

 

那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把产品卖出去,有收入。我们厂年年有效益,我一个月工资拿53块,工人男的一个月30多块,女的28块。吃得饱,穿得暖。但造反派说我们不是政治挂帅,是奖金挂帅,利润挂帅;是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搞资本主义。他们摘了工厂的牌子,我随时要被拉去批斗。政府里分两派,一派支持我们,一派不支持。但不管有没有人支持,受不受批判,我都好好干。生产一天都没有停过,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没有欠发过。因为效益好,渐渐地,进我们厂来工作成了难事,必须是困难户,或者是军属,政治成分好,有关系才行。

 

1983年,中央下发了3个文件。1号文件说农村土地可以承包,但企业不能承包。到3号文件的时候,企业也可以承包了。当时我们县里开大会,县委书记刚念完文件,我马上站起来说我要承包,要承包权。在萧山县,我是第一个。我记得,县里召开承包大会那天,我把家中地窖里存放多年的老酒拿了出来,请所有人喝。我是真的高兴啊!我写报告,提出“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省里的领导、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都批了。1984年我入了党,县委组织部长还专门来主持了宣誓仪式。以前我写过三四次入党申请书,不被批准。现在,我们因为有利润、有效益,成了正面典型。

 

改革开放,好的东西涌了进来,国内竞争国际化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是经济主体,我们仅仅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就像道德是弥补法律的不足一样,我们个体企业就是补充计划经济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生存压力更大。我曾经把一批不合格产品送进废品站,工人工资因此欠发6个月。但要想提高质量,关键是要转变人的观念。后来发现,观念转变了,手里还是拿不出来好产品,因为技术、设备跟不上。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是最好的学习。工厂里天天讲课、开会没有用。1978年,我们的产品就开始出口了,后来进一步做到卖一批产品出去,引一批标准进来,派一批人员出去,学一批技术回来。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品牌,从省优、部优到国优。今年,我们被评为中国世界名牌。

 

后来,我们摘了“红帽子”,开始搞股份制。当时,南方乡镇企业多,市场一放开,很多企业跟不上,陷入困境。银行不再承认政府打的批条,一些企业借不到钱,亏损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这就逼着思想解放,或者对企业进行改制,或者卖掉。有的企业是亏着卖的,我们是溢价卖的,给了政府很大的回报。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里就是靠资本说话,有多少资本就有多少话语权。有控股权就有决定权,我们拿到了自主权。但思想、政策也是一步一步解放的。我参加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政策文件从最初的搞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是双轨并存,现在是市场经济为主了。我记得,当时的田纪云副总理说过一句话,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先导者,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探索者、摸索者。

 

但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个体经济的歧视依然存在。1989年,我们搞股份制,申请上市。这是全国的第一批,我们是全国10家模范化股份制的试点,还在中南海里开了大会。后来因为发生政治风波,停掉了。1991年上市再次启动,省里把我们推了上去。当时上市归人民银行管,一位副行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你是个体企业,我们搞股份制是支持国营企业。他的权力大,这样一句话,我们上市的事又搁下了。当时,中央对我们企业非常了解。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向:乡土奇葩》,但我们还是被否决了。后来,上市归证监会管了,政策变成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为辅,我们成为乡镇企业上市的第一家。

 

我想,对民营企业,对商人的歧视几百年前就有,现在依然有,一万年以后还是如此,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我自己看过,经历过。所以,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话不要多讲一句,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我们争不过别人,斗不过别人,但是干,谁也干不过我们。

 

上市的时候,我的儿子鲁伟鼎被任命为总裁。当时我就在考虑事业继承的问题。我考虑的首先不是家族不家族,但是在能够胜任的同等条件下,我肯定要选儿子,选我最信得过的人,把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但如果他接不了担子,我选他,我就会倒霉。让继任者把企业搞好,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其次是对社会负责。只对社会负责,不对自己负责,那是空话、假话,但你只对自己负责,不对别人负责,你迟早会下来。

 

1994年,我们上市的同时成立了万向美国公司,为我们2000年以后在海外的一些收购奠定了基础。我觉得收购一定是强弱联合,过去国有企业搞强强联合是联不起来的。但最初,我们在海外和在国内一样,也是受歧视。外国人不愿和中国人做生意,不愿到中国公司来工作。倪频(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鲁冠球的女婿)到人家厂里,对方不允许你进,不接待。但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干。先把产品卖给低档次的维修市场,后来卖给同行,现在开始卖给通用、福特一些主流汽车厂。我们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时候,收购美国一家高尔夫球场。买了以后,球场搬不走,钱短期内收不回来,但别人觉得,哦,你是来这里搞事业的,不是赚了钱就走。来打球的人都是老板、白领,时间长了,万向有了自己的名头。倪频再去人家工厂的时候,对方升起了中国的国旗,有高层出来接待我们。海外收购,是倪频在操作。我考虑最多的是,他需要一两个亿,我拿不拿得出来。如果失败了,我有没有承受能力。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自己都消化了。农村有句话说,你只看到和尚吃馒头,没看到他受戒。苦都只能往肚子里咽,诉苦有用吗?得不到帮助,可能还会被人歧视。所以,吃亏自己知道,好了大家分享。还是那句话,事情不是讲的,真的也讲不清楚,一定要做出来给人家看。我把它总结为: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时间检验行为,一切都是人为。

 

2000年以后,万向开始多元化。搞企业的,总是哪个方面好赚钱,大家就都想去搞。如果专门搞一样,怎么能做大呢?但关键是看什么是大趋势和你有多少能力。以前,暴利行业我们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我们不做,国家垄断的我们不做。现在我们的投资向三个方向转变:从有限的产业进入无限的产业;从重视对物的投入到重视对人的投入;从重视有形的投入到重视无形的投入。

 

从有限到无限是指,我们要进入无限循环的市场。过去我做轮胎、汽车零部件,市场容易饱和,但老百姓每天要吃、要喝的东西是无限循环的。再比如资本市场,今天股票热,明天债券热,也不会有尽头。对人的投入方面,员工的任何小事都是大事。你不关心工人,工人为什么为你工作?我们最近刚决定,今年员工的工资要比去年增长25.89%,明年再涨25.89%,到2009年要比2006年总额翻一番。要做到“两袋投入”,钞票往员工的口袋里投,知识往员工的脑袋里投。无形投入,最主要的是指品牌的建设。质量好的产品能卖20块,有品牌的产品能卖40块。无形的东西是可以无限地发展的,做到无形就做到无限。

 

万向没有什么“五年规划”。形势好一点,大环境好一点,我的步子就快一点。大环境差一点,我的步子就小一点。我长期的要求就是万向不倒,持久地生存就是强者。对于未来,我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如何做到思想更解放,改革更深化,对外更开放,做到以人为本。越开放、越解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就会越好,国家会越富强,世界地位会越高。

来源:经济评论

综合:新浪财经、野马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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